我说我跟他承诺，他爸再来买保健品，绝对不卖给他。“马云”欣赏地点点头。
下午做完会销回到公司，我和周庸带着纽扣摄像机，进了“马云”的办公室。他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我们想辞职。
他很惊讶：“是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，就是怕出事，昨天那人说他爸吃坏了，万一我卖出去的东西吃坏吃死人了怎么办？”
他笑了：“我们的药，都是些维生素什么的，虽然没有治好人的功效，但也吃不坏，这不挺好吗？让他们补补维生素。”
我说：“我听人说，前一段这片儿就有出事的，所以真不想干了。赚钱可以，但不能犯法啊，我们家可就一个儿子。”
“马云”想了想，找来董事长，让他和我们谈。
董事长极力挽留我们俩：“我是把你们当成骨干培养的，希望你们能和公司共同成长，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！”
“但要是实在不愿干了，我们也不强求。”他补充说。
我说我们想干，但听说小区和前段保健品死亡名单那事后，真是有点害怕。
董事长点点头：“理解，但死亡名单那事，我们行业内都清楚，就是恶意竞争，没有的事。为了打击对手瞎编的，这片儿是块肥肉，一家多吃点，其他保健品公司就少吃点。这事我都知道是谁干的！”
然后他拿出手机通讯录给我看：“这是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电话。你看看那个死亡名单，他的联系方式就在上边，你要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告诉你，说已经和解了，不能说太多。”
我和周庸说考虑考虑。晚上我们在小区里转悠时，找私家侦探查了一下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电话，绑定的人确实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法人。
死亡名单的事，应该是琳琅保健品为了“商业竞争”搞出来的，但张超女友的事却是真的。董事长很狡猾，完全没透露自己和这件事的关系。
出了门，周庸说这也不行啊：“咱得让他承认！把张超女友吃坏的仙草极致美容丸，是他弄的啊。但这孙子就不说和自己有关，还说是内部消息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但他不应为了证明真实性，给我看那个琳琅公司老板的电话号码。”
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凭着记忆打给琳琅公司老板，自我介绍之后，告诉他我想扳倒仙草保健品公司，问他想不想合作。
监听设备常隐藏在角落里
他没多想就同意了：“可以啊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”
我说他什么都不用做，明天上午打电话给他的竞争对手就行。
当天晚上，我和周庸溜进董事长的办公室，安装了几个针孔摄像头。第二天上午，董事长上班后，我给琳琅的老总发了条短信，告诉他现在就打电话。董事长在办公室接了电话后，很快就把“马云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晚上下班后，我和周庸故意最后走。离开之前，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取出了监听设备。我和周庸没再回“宿舍”，直接回了家，将针孔摄像拍下的东西导到电脑上打开。
董事长接了电话后，叫“马云”进自己的办公室，问他小区的那件事有没有什么漏洞。“马云”说没有：“咱没注册公司，手机号也都没实名认证，上一批员工都遣散后，办公地点也换了。”
看完视频，周庸问我是不是直接交给警察。我觉得不行：“这种用特种装备偷拍的东西都是非法证据，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交给警察，咱俩容易被判刑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周庸又去了公司，“马云”看见我们很高兴：“听说你们俩没回宿舍，我还以为不干了呢。”我没理他，直接进了董事长办公室，把视频给他看。
2016年10月31日，张超的女友昏迷一周之后，醒了过来。在差不多同一时间，他们收到了一笔二百万元的汇款。我打电话告诉张超这笔钱拿着就行——这是和解的钱，我只能帮他到这儿了。
张超很感激，说要请我和周庸吃饭，感谢我们为他女友的付出。我和周庸晚上到餐馆时，张超已经点好了菜，并要了一打啤酒。
喝了几轮后，周庸看了看桌上已经空了的油炸花生米：“你爱吃花生？”张超说是。
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问张超他女友出事那天，还做了什么。
张超想了想说：“没有，我们一起吃完饭，她说她妈让她回去取点营养品，然后就走了。到晚上，她爸告诉我她出事了。”
我看了看张超，最后还是决定不问他那天吃没吃花生，又是否和他的女友接吻。
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周庸说了我的猜测。张超那天可能吃了花生——然后两个人接了吻。作为最致命的过敏源之一，花生差点要了她女友的命。
周庸想了想：“那我们不是冤枉董事长了吗？”
我说他要是没卖保健品骗人钱，还告诉人家那是瞑眩反应，正常情况下肯定会打120，不会耽误治疗。
周庸点点头：“这次的案子挺开心，替人追了一笔钱，还威胁董事长以后不能从事保险行业，能让受害的人少点儿。”
我说：“你这么想不对，没有了仙草，还会有别的保健品公司，他们永远都会骗下去。只有子女平时多关心父母，多预防，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。”
19
被拐儿童救回后，染上了一种怪病（上）
2016年11月16日上午，我因为感冒在家里躺着，这时一个署名“蓝色火车”的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孩子找到了，有事想和您聊聊！”
“蓝色火车”上一次给我留言，是一周前。“朋友家六岁大的儿子刚在燕市太兴区葫芦路附近走丢了，可能是被拐了。”他问我除了报警外，是否有什么应急方法。我告诉了他公安大学王大伟博士发明的“十人四追法”：母亲原地不动，父亲发动亲友十人或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。
因为人贩子把小孩抱走后，经常会火速赶往火车站、汽车站，买张票马上走。
十人四追法示意图
所以丢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贩子还快，才能把他截住。据说有位母亲用这种方式，在火车站截住过正在检票的人贩子。
四个方向最少是八个人，还要有两个人，一个去报警，另一个人要留在家里，因为有时小孩能自己找回家。所以一旦有两三岁的孩子丢失了，要马上组织最少十个人，赶快出去追，不要有任何耽搁。
因为当时我还在查假钞的事情，同时准备去香港参加同行聚会，就把这件事忘了。
一个月后，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，我挺高兴，赶紧又联系了“蓝色火车”。我问他具体是怎么找到的。
“蓝色火车”告诉我，他看到我回复的信息，已经是几小时后了，“十人四追法”已经不适用了。警方调了附近所有的监控，确定孩子是被一个中年男子拐走的，但具体拐去了哪儿，需要慢慢调查。
在警方调查期间，“蓝色火车”的朋友把失踪男孩的信息发布到“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”上。有志愿者在东南地区巡看时，发现了长相相似的男孩。通知家长后，家长和当地警方一起找过去，发现那确实是自己儿子。
我问他是否抓到人贩子。他说没有。他这次找我，就是因为这事。
我奇怪：“孩子都找回来了还找我有事？”
他说是，孩子回到家之后没几天，生殖器和肛门等处出现了溃烂的情况。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说这是性病——孩子得了尖锐湿疣。
也就是说，在被拐卖期间，这个男孩被迫和人发生过性行为。
我问他购买孩子的那对夫妻中，是否有人是恋童癖？
“蓝色火车”说没有，发现孩子得了性病后，他们又报警了。警察带那对夫妻去化验，两个人都没有尖锐湿疣。现在猜测，人贩子是恋童癖，在拐卖过程中与男孩有性行为，把性病传染给了他。
简直太可恨了，我问他能帮上什么忙。
“蓝色火车”告诉我，他的朋友，也就是男孩的父母，现在愿意出三十万元找出这个人贩子，将他绳之以法。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活儿。
我说我得考虑考虑，晚上可以一起吃顿饭，详细聊聊。因为感冒，不能吃太油腻的，所以我订了一家淮扬菜。
晚上6点，我给周庸打电话，开车接上我，到了饭馆。在餐馆门口，我见到了“蓝色火车”。他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，看见我和周庸过来立即上来打招呼：“您好，徐哥吧，太谢谢您了！”
我摆摆手不再客套。
我们进了店里，点了蟹粉狮子头、太湖虾仁和我最喜爱的大煮干丝，要了一壶龙井。倒上茶，我和他实话实说：“三十万元的活儿，我挺想接的。但说实话，找人不算是我的强项。”
找人在我的职业技能里算是比较弱的一项——我比较擅长对现有目标的分析、追踪、监听和挖掘。
但找一个从来没见过，身份信息完全不详，名字都不知道的人——说实话，这方面我比较弱。
当然，比较对象是能查天眼、定位手机的一些私家侦探和警方。
他摇摇头：“我们之前就找过你，对你比较信任。”
我说：“行，你要认准我了，咱就签个合同——我们一般不干太长的活儿，超过十天没线索，就放弃。你们负责调查所花的交通食宿。要是查到了，不需要报销费用，直接全款就行。”
“蓝色火车”点头表示同意，我发给他一份电子合同，他扫了一眼，说可以。
周庸买单后，我管“蓝色火车”要了那对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男孩夫妇的地址，买了第二天一早8:10燕市飞泊州市的机票。
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。
在泊州机场一楼进出口停车区，停前面的都是当地的出租车。一群男子站在车附近，见我和周庸出来，上前招呼：“你们要去哪儿？到这边来说，运管在这儿不方便讲。”
周庸刚要说话，我拦住他：“不用，我们不打车。”
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，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。我和周庸上了车，说到汽车南站。周庸问我，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，跑这么远来坐出租。
我还没说话，司机回头看我一眼：“这小伙是聪明人啊，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，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，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，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。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，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。”
周庸：“就没人管吗？”
司机摇摇头，没再说话。
到汽车南站时，已经快下午1点了。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，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，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，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，已经5点了。
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，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：“徐哥，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，卖到泊州来——这也卖得太远了吧！”
我说：“是，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。”
感怀镇的空气很好，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。我和周庸按照地址，问了几次路，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——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。
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，没人开，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。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，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，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。
大叔说自己是邻居，就住旁边，问我们什么事。我说我们是记者，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，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。大叔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周庸问我：“徐哥，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？”
我说：“当然不能这么说，他们至今没孩子，也没领养，肯定有困难。从对方角度出发，人家才能理我们。”
天黑了，陈强夫妇才回来。
我说我们是记者，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，想问下，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，而找人贩子买。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：“我们也不愿意啊，八万元，就这么打水漂了。”
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关心，让我们留下吃饭，我和周庸顺势就答应了。饭桌上，我问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人贩子的？是否知道人贩子的下落？一般来说，人贩子是这么做生意的：他们会先找一个对孩子需求比较大的地方，在这里持续地卖孩子，直到这个地方被满足，再寻找下一个地方。
他们表示不知道：“那人贩子就是碰见的，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。”
我看到陈强夫妇说不知道之前，做了一个眼神的交流——他们在撒谎。不交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，很有可能是，他们还想再买一个。
我吃了几口饭，说要去卫生间。陈强指了一下：“二楼右边的那个门就是。”
陈强家是个二层小楼，一楼是客厅、厨房和一间卧室，二楼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。我放轻脚步，悄悄在二楼找了一圈——屋里没有电脑，有一本笔记本，还有一个固定电话。
我翻了翻笔记本，里面记录的都是茶叶出售的账目——感怀镇是出名的茶叶产地之一。翻完这本账，我没找到和人贩子有关的信息。固定电话上有些通话记录，我把号码都拍下来，掏出口香糖嚼软，粘了个微型录音器到床头柜底下。到卫生间冲了下厕所，我就下楼接着和他们一起吃饭。
吃完饭，我跟陈强夫妇说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来聊聊，就和周庸去了镇政府附近的旅社。
到了房间，我把窗帘拉上。周庸问我拉窗帘干吗。我说：“有人跟踪，刚才咱往镇政府这边走的时候，后边有个车一直跟着。但应该不是专业的，开得特别慢，大灯一直晃着咱俩身后。”
周庸：“是人贩子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知道，但应该和这事有关系，咱这两天得注意点。”
我把拍下来的通话记录，发给了线人小k，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号码是否有问题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小k打电话回来，说这些电话看不出问题——都是本地的电话。在自己家乡做人贩子的很罕见，警察太容易查证，人贩子应该不在这些电话里。
第二天中午，我们又到了陈强夫妇家，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。周庸按照我们昨晚商量好的，不停地问陈强夫妇一些问题，我借机四处观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我猛扒两口饭，再次借口上厕所，去二楼拿回微型录音器，发现床头柜上摆了几份报纸，其中有一份叫《泊州鬼故事》。我看了两眼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就拿出手机，把这报纸前前后后每页都拍下来，然后下了楼。
再没找到其他线索，我们告别了陈强夫妇，回到旅社。
录音笔。录音笔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，但可以震慑他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