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还有别的吗？”我问。
“有。有一件事，就是理查德·普莱斯的遗言。‘有点晚了。’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“为什么奇怪？”
“周日晚上八点，他有位不速之客，是他认识的人。他请对方进来，然后提供了饮品。这个季节的伦敦，天可能已经很黑了——毕竟进入了冬季——但这个时间并不晚。”
“你认为斯蒂芬·斯宾塞在说谎？”
“我很怀疑。关于那通电话，他可能说的是实话。但这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也许普莱斯指的并不是时间，也许他指的是别的什么。”
我们一边说，一边沿着菲茨罗伊街前进，把警车和犯罪现场都抛在身后。那辆带我们来的出租车还在等，计价器还在不停地走，司机正在看报纸。我们经过了来时的岔路口，前面能看见远处的汉普斯特德公园，还有里面的湖泊。又走了几步，我们来到玫瑰小屋，它确实是粉红色的，很漂亮，在它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被灌木和花朵半掩着，所有的玫瑰都被剪掉了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。霍桑走上前去，按响了门铃，立刻引起了屋里的狗叫。
等了很久，开门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男性，他裹了件可能是用擀面杖织出来的开襟羊毛衫，站在那里，就像皱缩在开衫里似的，用湿润的眼睛盯着我们。他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还有黄褐斑。没有狗的踪迹，它应该是被锁在某个地方，还在门的另一边吠叫。
“是费尔柴尔德先生吗？”霍桑问。
“是的。是有关谋杀吗？”他声音洪亮，这高嗓门不仅质疑一切，而且似乎怀疑一切，“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警察了。”
“我们正在协助警方，如果您能抽出几分钟时间，我们不胜感激。”
“我会和你谈，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不会邀请你进屋。鲁弗斯不喜欢陌生人。”
我猜鲁弗斯就是那条狗的名字。
“听说你看到有人朝苍鹭之醒走去。”
“苍鹭之醒？”
“理查德·普莱斯的房子。”
“对。我知道他住在那儿。”老人清了清嗓子，“我刚到家，那个人就从公园过来了。我总是在晚饭后带鲁弗斯出去，不会走很远，就到保龄球俱乐部，然后再回来。让它方便……你懂的。”
“那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“我根本没看到什么。当时天太黑了，有人从公园走出来，拿着手电筒。”
“手电筒？”霍桑很惊讶。
“没错，手电筒。所以我才看不清他，光线照进了我的眼睛，他离得很远。”他指向大门，在苍鹭之醒的另一边，“那个时间点，也没有牵着狗，独自散步，我确实觉得有点奇怪。至少，我是没看清他的样子。”
“你确定是个男人吗？”
“什么？我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。因为有手电筒，我看不清。”
“但你刚才说‘他’拿着手电筒！”霍桑很生气，他的眼中有怒意，嘴唇几乎抿成一条线。平心而论，亨利·费尔柴尔德确实有些令人恼火的地方。格伦肖探长形容他“有魅力”的时候，肯定是在讽刺他。
“我不知道是男是女，你也不必问他什么肤色，我已经告诉警察了。就在我要进屋的时候，看到了他，我没有多想，直到我醒来，才发现一切都乱套了，居然发生了谋杀案。”
“你什么都没听到吗？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费尔柴尔德用一只手捂住耳朵，不经意地回答了霍桑的问题。
“算了。最后一件事，时间你确定吗？”
费尔柴尔德看了看手表：“现在是两点五十分。”
“不是的，”霍桑提高了嗓门，“我是问你带狗出去的时间，你说大约是七点五十五。你确定吗？”
“肯定是七点五十五分。我总是晚饭后出去，而且我不想错过《鉴宝路演》，所以我到家门口时，看了看手表。”
“谢谢你，费尔柴尔德先生。”
“我想他们现在必须要把房子卖了。我得说，我不喜欢这种事情……我喜欢和平与宁静。”
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，鲁弗斯还在狂吠。
“是啊。普莱斯先生让人给杀了，这也太不体谅别人了。”霍桑用极其恶毒的语气赞同道。
我们沿着小路往回走。我以为我们会回到出租车上，但我们继续往前，再次从苍鹭之醒前经过。“有一点很蹊跷。”霍桑一边走一边咕哝着，“如果费尔柴尔德说的是实话，那他除了耳背还有点瞎，昨晚可是满月啊。”
“是满月吗？”
“是。”霍桑环顾四周，“当时可能很黑，但没有那么黑。费尔柴尔德没有拿手电筒出门遛狗，至少他没说自己拿了。那为什么这位神秘的访客需要手电筒呢？”
“他不知道房子的位置，”我说，“他必须要看名牌！”
霍桑想了想。“好吧，这是一种说法，托尼。”
我们到了公园的入口处，这就是神秘访客出现的地方。在我们前面，草丛一直延伸向远方，十月的湿气笼罩着远处的几个行人。我曾有一条养了十三年的狗，所以我偶尔也会走这条路。凯伍德在路左边，或者你可以继续向前走到汉普斯特德巷，这是连接汉普斯特德和海格特的主干道。之前下了很大的雨，有一个大水坑挡住了我们的路。不管是谁带着手电筒过来，都必须小心谨慎，我很惊讶访客竟然没有在普莱斯家留下泥泞的脚印。也许他脱掉了鞋？
我不确定霍桑是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他陷入了沉思，显然无意与我分享。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“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我在汉普斯特德车站下车，明天我们会在梅斯菲尔德·普莱斯·腾博见，至少在阿基拉·安诺出现之前，那似乎是最好的调查起点了……而且，我猜格伦肖是想直接跟她谈话。”
“实际上，我在老维克戏院有场会议。”我说，“我十点钟去你家接你，好吗？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过去。”
霍桑想了想。我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提议，但他还是让步了，耸了耸肩，说：“行吧，随便你……”
回到出租车那里，我发现收费已经超过了六十英镑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得付钱。每到付出租车和咖啡钱时，霍桑掏钱包总是慢腾腾的，但我并不介意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我已经被案件吸引住了。墙上的数字有什么意义？为什么斯蒂芬·斯宾塞一直在撒谎？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杀了理查德·普莱斯，为什么要杀他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漏掉了三条线索，误解了另外两条。
事情只会变得更糟。
第五章 梅斯菲尔德·普莱斯·腾博
老维克戏院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这是伦敦最漂亮的剧院。我十几岁时就去过。即使现在，我也记得排队买站票去看《海达·加布勒》中的玛吉·史密斯、《酒会》中的劳伦斯·奥利弗，和汤姆·斯托帕德的话剧《跳跃者》世界首映式中的黛安娜·里格。早在我出版第一本童书之前，就想写剧本。我发现剧院的魅力非常神奇，我被邀请加入董事会时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——尽管我对金融、健康、安全或慈善相关的法律一无所知。
其实，那个周二早上我并没有会议。我那么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去河苑的借口。霍桑住在那边，离我的公寓只有十分钟车程，位于黑衣修士桥的另一边。
我要更好地了解霍桑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把一个恋童癖推下楼梯，毁掉了自己的事业。他为何独自住在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，替在新加坡的房主照管房子？霍桑告诉我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是位房地产经纪人，但这还是不同寻常。他和妻子分居了，妻子带着十一岁的儿子住在间士丘，他儿子没读过我写的书。据说，他们两人还时不时地见面。霍桑有两个业余爱好。他喜欢做飞机模型，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模型。除此以外，他还是一个读书会的成员。
但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像是作秀……只是表象，不是真正的他。如果我要写三本关于他的书（要是他带着更多案件来找我，那可能不止三本），我就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。我很确定，他一定遭遇过什么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。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即便只是为他的一些极端行为找到理由。小说主人公真的不能太讨人厌，虽然我不会这样定义霍桑，但有些时刻他真的很接近这个评价。比如他说斯宾塞的“手腕太软”的时候。
我算是在帮他。他选择我作为他的传记作者，我就会努力把他写得招人喜欢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问题是，他压根就不想让我知道任何私人信息。如果我能连哄带骗让他第二次领我进入房间，也许能碰巧发现一些线索，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——还有为什么，尽管有违我的本性，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他了。
河苑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是座低层建筑，风格混搭，米色阳台和矩形窗户不怎么吸引人，但是位于泰晤士河畔，地理位置奇佳。虽然在去国家剧院和泰晤士河南岸的路上，我曾经路过这里几十次，却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这就是住在伦敦的乐趣之一，这座城市如此巨大，满是有趣的建筑，总能让你大吃一惊。甚至现在我漫步在小巷里，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正面看到河苑，虽然它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。
我早到了二十分钟。如果按门铃的话，霍桑是不会让我进去的。他会通过对讲机让我在街上等着。但我比他想得要聪明。我一直等到一位房客出现，那一刻，我伸出手，拿出一把并不能打开门锁的钥匙，面带微笑，拦住了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我走进电梯，按下十二楼的按钮时，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满意。但在电梯里，我却开始不安。霍桑一定知道我打的什么算盘，虽然他经常挖苦人，也很易怒，却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。这种状况可能要变了。唉，那太糟糕了。我只要记住他需要我就没事，尽管他偶尔会威胁我，但我认为，他要找别人写书也没那么容易。
电梯门一开，我就听到了说话声，其中一个是霍桑的声音。尽管那时还很早——上午九点四十五分，他正在和一位访客道别。我在拐角处偷偷看了一眼，尽量不让人看见。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。很难确定他的年龄，部分原因是他离得很远，也因为他坐在电动轮椅上。他可能是印度人，也可能是孟加拉人，而且我一眼就能看出，他患有某种肌肉萎缩症。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电子控制器，另一只手放在腿上。他没有戴呼吸机，但是有一个塑料瓶贴在他的胸口处，一根饮水管一直伸到他的嘴边。他留着黑色的短发，颧骨轮廓分明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嘴唇像华伦天奴，只是稀疏的胡子使他原本可以成为电影明星的美貌逊色不少。
“好吧，再见。”霍桑这样说。
“谢谢你，霍桑先生。”
“谢谢你，凯文。老兄，没有你我做不到。”
做不到什么？这和模型制作有关吗？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霍桑需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帮他做什么呢？我是来寻找线索的，却得到了另一个谜团。
“再见。”
“好，代我向你妈妈问好。”
霍桑没有回公寓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凯文驶向电梯。
我很幸运，走廊的这一边正好是阴影，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。然而我还躲在电梯里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。如果我走出来，霍桑就会看到我，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。与此同时，凯文坐着轮椅，正稳稳地向我驶来。他肯定会纳闷我为什么不出电梯。我决定留在原地。当他操纵轮椅进来时，我仔细看着按钮，好像我刚在他之前上了电梯，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似的。我按了一楼。
“三楼，谢谢。”凯文在我旁边，脸朝外。门关上了，突然我们俩独处在狭小的空间里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所以比我矮不少。两个皮垫固定住了他的头部。我帮他按了按钮。电梯嘎嘎吱吱地开始缓慢下降。
“其实我自己也能按，”他说，“只有到十二楼我才觉得困难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按钮太高了。”
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个改编的老笑话。“你住在这里吗？”我问。
“我住在三楼。”
“不错的地方。”
“风景不错。”他同意道。
“有条河。”我说。
他皱起眉头：“什么河？”
我微微一愣。他怎么会没注意到呢？这和他的残疾有关吗？然后我看到他冲我笑，才意识到他又在开玩笑。我们陷入了沉默，随着一阵微微的颠簸，我们到了，电梯门打开。凯文向前推操纵杆，轮椅驶了出去。
“祝你今天愉快。”我说。这是美国人的说法，但这些天我发现自己用得越来越多。
“你也是。”
电梯继续往下，把我带到一楼。那里有两个人，也许是一对夫妻，正等着上楼，看到我不下电梯，他们也很困惑。“走错楼层了！”我低声嘀咕着。他们走进来，乘电梯上了九楼，那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。电梯门又一次关上，似乎过了很久，我终于回到了我想去的地方。
我直接去了霍桑的公寓，按了门铃。门马上就开了，他就在那儿，胳膊上搭着风衣，准备出门。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。我本打算早点到，但来来回回在电梯里花了那么多工夫，基本上还是准时到了。
“你应该在外面按铃，”他爽朗地说，“这样你就不用上来了。”他带我回到走廊，按了电梯。“老维克戏院那边怎么样？”
“很有意思，”我说，“下周有一个董事会。”
“只要你有时间写我们的书……”
“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跟你一样。”我是在挖苦霍桑，虽然是白费力气。对于一个经常嘲讽别人的人来说，他没有发现我话里有话，真意外。
电梯到了，我开始对它感到厌烦。当我们停在九楼时，我的心里一沉，刚刚遇见的那对夫妻又进来了。他们好奇地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。两人似乎不认识霍桑。
我很高兴终于离开了这栋大楼。“他们在等我们吗？”我问。
“在梅斯菲尔德·普莱斯·腾博吗？没错。我和奥利弗·梅斯菲尔德说过了。两人就在河对面……法院街外。”
“那我们可以走过去。”
凯文没法走路。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残疾青少年，他究竟在霍桑的公寓里干什么？他们两个听起来像是老朋友。我非常想问他，但我当然不能问。
这个疑问盘踞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* * *
我一路穿过黑衣修士桥去看霍桑，现在又走了回来。梅斯菲尔德·普莱斯·腾博在凯里街有办事处，在伦敦中央区法院后面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。这片区域属于法律从业者，光看外表就能知道。即使是较新、较现代的建筑样式也很传统，很不显眼。
梅斯菲尔德·普莱斯·腾博公司在一栋漂亮的联排别墅中，与另外两家精品咨询公司共用一个别墅。这是家始创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事务所，却在一座十九世纪的建筑里办公。滑动玻璃门和开放式办公室位于古典拱门和三角雕刻楣饰的后方。一位年轻、面带微笑的秘书把我们领到一间偏远的办公室，奥利弗·梅斯菲尔德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等我们。这是一家专门针对离婚——他们称之为婚姻法——的事务所。也许他需要在自己和客户的悲伤与愤怒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。
他起身迎接我们。这是位非常威严的黑人男子，穿着一套时髦、剪裁考究的西装，大约五十岁，额头高高凸起，黑发，太阳穴周围的头发已开始灰白，这完全符合他的职业特点和地位。他性格开朗，似乎藏都藏不住，即便我们是来询问他合伙人的凶杀案。我毫不夸张地说，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也许是顶灯照进了眼中。甚至当他如期露出同情和懊悔的表情时，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他想放声大笑，把我们拥入怀抱，带我们出去喝上一杯。
“快！快请进。”他开口道，虽然我们已经进来了。他声音洪亮，有点夸张。“请坐。昨晚我和警察谈过了……太可怕了。可怜的理查德！我们共事多年，我想直说一点，任何我能帮到你们的事，我都会做！你们要咖啡还是茶？不要吗？这天气又潮又湿，让人不舒服。要不来杯水？”